2月28日紅商網、《獨賈參考》特稿：據北京大學新聞網消息，中國共產黨黨員、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北京大學已成立治喪工作組，開展相關工作。全校師生沉痛悼念厲以寧先生。
厲以寧是中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參與推動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參與推動出臺非公經濟36條以及非公經濟新36條，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厲以寧作為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之一，在大會上受到表彰。他的獲獎理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在獲得這項褒獎時，厲以寧說：“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北京大學曾梳理道，厲以寧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認為股份制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只有通過股份制改革才能重新構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才能完成市場化改革，同時參與并推動了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厲以寧還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相結合的雙重轉型，體制轉型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轉型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雙重轉型要繼續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要優化雙重轉型中的結構。
他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提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打破行業壟斷、進行公平競爭、建立有效的資本市場監管體系，實現資本市場發展與股份制改革的相互促進。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厲以寧在全國政協期間，還參與推動了非公經濟36條以及非公經濟新36條的出臺，并在擔任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期間，積極參與推動了畢節市的扶貧改革。另外，厲以寧在國有林權制度改革、國有農墾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低碳經濟發展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貢獻。
厲以寧教授從1955年畢業后留校任教，兢兢業業工作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大量的杰出人才。1994年，在北京大學和光華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厲以寧籌備創立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院已成為亞太地區最為優秀的商學院之一。
厲以寧授課的內容涵蓋西方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管理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說史、西方經濟史等課程，學生涵蓋本科、學術碩士、博士、MBA、EMBA等等。他講課內容豐富，形式不拘一格。
在長期的經濟學教學實踐中，厲以寧教授形成了一套系統、成熟的教育理念和獨特的教學風格。在1992年，他就提出了經濟學科的教學不能脫離經濟建設中的熱點問題這一觀點，提出要大膽吸收和借鑒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積累的經驗，并把已被實踐證明的有益于發展生產力的研究成果、經驗和方法組織到教材中。
北大方面介紹，他積極參加教學改革和建設，在教學內容建設和教材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他認為，教育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先導性、全局性的作用，因此，中國的教育必須超前發展。他自身也積極投身于深化教育改革，推進教育現代化的發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他撰寫完成了大量的經濟學教材，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到《西方經濟學》、《比較經濟史》等，基本成為國內各大高校的指定教材，為推動國內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以及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早年經歷，到經濟政策，再到人生感悟，讓我們走近這個經濟界泰斗不平凡的一生。
湘西邊城的文學少年
和厲以寧談話，他儒雅、溫潤的氣質常會讓人忘了他的年齡。但厲以寧并非出身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糧店店員，母親沒念完小學，17歲就嫁入厲家。
1930年11月22日，厲以寧的母親在南京生下長子厲以寧，“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南京的簡稱。兩年后，厲以寧弟弟出生，父親開始經商，家境得以改善。
厲以寧4歲時舉家遷往上海，住在租界內，6歲入學讀書。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隨家人遷往湖南沅陵，就讀于湖南名校雅禮中學（當時它由長沙遷到了湘西沅陵）。
年少的厲以寧遠眺山水，醉心文學，“總是把沈從文的小說當成枕邊的讀物”，還以“山外山”的筆名寫小說，為日后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打下基礎。
抗戰勝利后，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進入金陵大學附中，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高中畢業前，全班同學去參觀一家化工廠。“如果全國每一座城市都擁有這樣陣容齊備的化工企業，國家能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上，那么，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就不會淪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
厲以寧決定走“工業救國”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時，他選擇了化學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厲以寧決定參加國家建設。年底，他回到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當會計。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經把湖南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直到花甲之年，他還填詞抒懷：“山城一別幾多秋，少年游，夢中留……”
1951年，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并委托雅禮中學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趙輝杰代他報名。趙輝杰覺得厲以寧做過會計，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報了北京大學經濟系。7月，厲以寧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經濟系的錄取通知書。
他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被命運推上了經濟理論的研究道路。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厲以寧從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留校。“我認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從事經濟系資料室編譯工作。”
沒想到，兩年后，反右運動開始，陳振漢、羅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關于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遭到嚴厲批判，他們的得意門生厲以寧也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一直被扔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這20年的冷板凳，讓厲以寧受益匪淺。
“面對資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經濟學原著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我一頭扎了進去，接觸各種經濟學觀點，還翻譯了一些經濟學原著和論文。”
更難得的是，逆境之中，幾位教授繼續對厲以寧言傳身教。
陳岱孫、趙迺摶（音同乃團）教授教會他“鬧中取靜”的學習習慣；羅志如教授跟他談世界經濟、談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研究經濟史的周炳琳、陳振漢教授不顧旁人非議，照舊和厲以寧來往，讓他幫忙收集和整理資料，暗中栽培他。
20年的動蕩中，厲以寧記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了許多無法發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鋪下。
改革開放后，正是憑借“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他擔起中國經濟學界領路人的重任。
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發表就夠了。
一句玩笑，幾多辛酸。
這20年的坎坷也讓厲以寧的經濟觀點發生了劇烈變化。
“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么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厲以寧下決心探尋一條社會主義經濟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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