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深圳雅昌藝術中心賓朋滿座，“匯豐·財新大師班”第一季深圳站如約而至。

　　“匯豐·財新 大師班與年度書單”項目由匯豐與財新智庫攜手發起，從今年12月開始至明年全年，將走進全國不同城市，構建閱讀者、投資者與思想者對話交流的高勢能場域，帶來思維方式和投資策略的全新認知，重構對財富和商業圖景的理解，應對時代變局。

　　本季大師班以“置身事內，看懂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為主題，深圳站邀請到的分享嘉賓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圍繞“為什么我們需要去適應經濟放緩的趨勢？”主題，分享他對中國經濟趨緩原因與對策的洞察與思考。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本場活動由深圳市投資基金同業公會作為指導單位。匯豐私人財富規劃深圳大區總經理殷會明的開場致辭拉開了整場分享活動的序幕。

殷會明，匯豐私人財富規劃深圳大區總經理

　　主題演講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研究員楊建榮與張軍共同參與了圓桌對話，為現場觀眾帶來了豐富且深度的思想盛宴。

　　中國經濟放緩不可避免

　　在主題演講環節，張軍深入分析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呈現的整體趨勢，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在這一趨勢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平穩過渡等。

　　他表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且要與世界上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建立緊密的貿易聯系。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逐步開始放棄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代表的計劃經濟發展戰略，逐步轉向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至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開始“大船掉頭”轉向與全世界先行工業化國家建立更為緊密融合的發展方向上，這一調整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從結果來看，90年代后整個中國經濟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GDP增速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的態勢。

　　張軍認為，盡管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縱觀二戰后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規律，90年代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戰后重新崛起的日本，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其經濟的核心發展模式近乎相同，即不斷向先行工業化國家學習，采用開放的、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迅速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獲得快速發展。這種模式在世界其他國家實際并不多見，源于東亞的經濟體在歷史上有著雄厚的國家文化，國家有比較強的組織資源、戰略決策與政策執行等方面“超高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種發展模式能夠實現短期內超常增長的目標，但是也需要看到其存在的階段性特點。從今天來看，中國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增速里，前30年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平均兩位數的增長率，這一過程此前“亞洲四小龍”與日本也同樣經歷過，且期間經濟增長的波動性較大，并不是一個勻速增長的過程。

　　張軍表示，這種經濟增長的現象與歐洲近代以來的工業化進程明顯不同，歐美等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雖亦有波動，但相對幅度較小，源于其經濟平均增長率相對較低。

　　在他看來，近10年來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相比此前30年下了一個臺階”的階段。高增長的經濟體放緩并不是慢慢降速的，而是呈現出“逐級下臺階”的狀態，因此今天我們需要知道中國經濟的放緩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必須要去適應這個放緩的大趨勢。類比二戰后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歷程，均出現了由高速增長逐級放緩至中速、中低速增長的發展過程，這幾乎已經成為上述東亞經濟體“超常經濟增長模式”必然會經歷的共同階段與模式。

　　張軍認為，高成長經濟體的增長都會“下臺階”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源于高增長經濟體都會有“峰值效應”。起初因經濟潛力大、發展空間大，經濟體的發展出現了高速增長，但隨著到達頂峰后，增長率便會進入下行周期，這是規律使然。二是中國結構效益的衰減，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嬰兒潮，在改革開放后正好進入勞動力市場，如今新增勞動力的規模優勢與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三是貿易摩擦的加劇與消費占比偏低等內外因素的影響等。

　　總結來看，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從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體迅速高度工業化，這一過程中的多種結構性因素均會發生劇烈改變，這就會使得經濟放緩出現“下臺階”的效應。

　　發現與應對經濟放緩并不容易

　　在了解到“超常經濟增長模式”存在“下臺階”式的逐級放緩特點后，在現實中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是否能夠及時感知與認知，并迅速做出科學決策呢？

　　在張軍看來，這并不太容易。從現實來看，東亞地區幾乎所有的國家或者經濟體都經歷了“放緩綜合癥”，因為很直觀地角度看到經濟放緩的趨勢并不容易。通常情況下，當經濟出現波動會自然在政策上進行調控與干預，以刺激經濟增速回歸，但實際上使用大規模的貨幣創造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往往很容易在一些類似金融、房地產等資產部門出現泡沫，經濟開始呈現脫實向虛的發展態勢，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提醒”，即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已經到達峰值，后面將開始放緩。

　　歷史上，日本政府就曾犯過一個大的錯誤。當日本經濟增速進入“第二個臺階”的時候，日本政府還以為可以保持相對中低速增長，宏觀政策研判出現問題，認為社會總需求不足，因此刺激需求，最后導致大量信貸流動性地進入房地產造成巨大的資產泡沫，經濟脫實向虛現象非常嚴重。

　　張軍在分享中指出，在中國的實踐中，政策方向的及時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這期間也存在一個逐步轉變意識與調整的過程。2008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雖然當時出臺大規模的刺激需求政策使得后面幾年維持了較高經濟增速，但實際應該意識到此前中國長達30年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后半期，此后中國政府逐步對宏觀周期的認知開始轉變，提出了“三期疊加”階段的論斷。

　　在他看來，轉變發生在2015年11月，中央會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以改變過往宏觀調控聚焦需求側所產生的諸如房地產泡沫、金融風險與債務風險，以及由投資過剩導致的產能過剩與環境污染等問題，去主動適應經濟放緩的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上述宏觀調控的發力點部署略有調整。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

　　這在張軍看來，這次調整說明供給側與需求側需配合起來進行調控，不再強調主次之分，源于三年疫情導致中國經濟現在需求側也受到了較大影響。

　　他指出，為應對經濟進入放緩階段，國家層面除了在宏觀調控的發力點上進行了轉變調整外，在關鍵的央行利率政策、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等方面也都在積極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地去適應經濟放緩的趨勢。目前央行貨幣政策中最重要的利率工具，在近年來設定利率時，并不是以普遍的短期目標為準，而是考慮“長期最優規則”，更多借鑒“黃金法則”與“衰減法則”，也就是需要考慮利潤與潛在GDP增速之間的長期關系，盡可能地遵循經濟增長放緩軌跡來考慮最優規則。

　　張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國家中長期來說仍需通過堅持結構性改革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關鍵的金融、財政與土地等資源的分配方面進行改革以帶來新的增長動能與產業領域。此外，隨著產業升級與新動能的形成，也會派生出新的服務業需求，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與高附加值服務業等。

　　從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來看，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時候，經濟體內部的服務業均是受保護與非開放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都比較低，因此政府要適應經濟放緩過程中新舊動能轉換的長期趨勢，就需要打開受保護的服務業，鼓勵各類資本向高端服務業流入。

　　與此同時，為適應經濟放緩趨勢，國家方面還應逐步改變消費和投資之間的比例。轉變當前各級政府預算支出主要用于建設、資本形成，而消費支出占比較少的整體格局，逐步減輕居民家庭負擔類似育兒、教育與住房等大部分社會公共品消費支出的現狀，“只有國家花更多的錢，家庭才有更多的當期消費”。

　　地方政府需轉變角色

　　在主題演講后，匯豐私人財富規劃基金和產品負責人張宇主持了由楊建榮與張軍共同參與的圓桌對話環節。兩位嘉賓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下地方政府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個人投資、企業管理如何挖掘機遇等展開了深入討論。

　　張軍認為，深圳的發展奇跡本身就說明了一個重要發展經驗，改革開放初期，當中國打開國門選擇與發達國家融合，當時也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政府選擇放權給地方基層政府，以減少決策方面的失誤與代價，打開了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局面，當然這期間香港也在中西方世界間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他表示，中國經歷了差不多近20年外部環境相對穩定，同時內部發展不確定性較小，“只要干事就能掙到錢”的時期，如今這些情況發生了改變，經濟放緩的趨勢下，于政府而言，需要“少用些產業政策、多用些市場”，多由市場來做決策以減少決策失誤。并且，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同的階段，需要在應對之策方面有不同的側重與組合。

　　他認為，從整體來看，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一個地方的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具備競爭優勢，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政府的干預相對越小，但政府的監管力度越強，中國要走向“大市場、小政府、強監管”的模式，這可能是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加大階段最好的組合。

　　對此，楊建榮也深有感觸，他表示改革開放40余年間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動城市建設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通過招商引資，推動了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地方產業發展，帶動區域經濟。

　　楊建榮指出，類似當年浦東新區引進中芯國際等半導體項目，過去地方政府在區域產業發展研判與推進地方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如今面對經濟放緩的趨勢，地方政府要持續發揮作用已經不能再是簡單地按照過往的這套體制與邏輯。

　　他進一步指出，適應經濟增速從過去兩位數高速增長轉向現在相對中低速增長的趨勢，需要地方政府發揮新的角色，這個新的角色很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需要充分尊重市場與市場主體，不僅僅包括國有企業，也包括外資企業與民營企業，這是現階段各級政府把握好自身角色的關鍵認知。

　　隨后，楊建榮與張軍還就長三角一體化深入發展，以及中國經濟“下一程”里個人投資與企業經營等內容進行了進一步深入討論。在提問互動環節，兩位專家學者也深入淺出地回答了現場聽眾關于近期宏觀經濟表現、未來產業發展等方面的問題。

　　置身事內，看懂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首季“匯豐·財新 大師班”深圳站活動在現場觀眾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本季第三場活動將于12月23日在北京翰林書院繼續開講，與您不見不散。